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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特色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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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关后三个月，洋浦港货物吞吐量、船舶进出口岸艘次、外贸集装箱量实现全面增长。洋浦海事局保障辖区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岸1301艘次，同比增长18.7%，货物量1433.6万吨，同比增长43.2%。春节期间通关服务不间断，洋浦口岸“大进大出、快进快出”格局持续强化，“辐射国内、联通东盟、贯通两洋、链接全球”的航运枢纽功能进一步巩固，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注入了强劲动力。

【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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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多地蜂农反映，种植户在蜜蜂活跃时段通过无人机向油菜花田喷洒农药大阳城集团娱乐app官网，致蜜蜂成群死亡。3月16日，江西南昌安义县多名蜂农向新京报记者透露，蜂场附近油菜花田中的农药致蜜蜂批量死亡，损失严重。 3月17日，安义县农业农村局畜牧水产股相关工作人员就此事回应新京报记者称，蜜蜂大量死亡可能与花期施药有关，当地已宣传引导错峰施药。 蜂农：田间死蜂成堆，一箱只剩两三成 3月16日，养蜂十余年的江西蜂农彭先生告诉记者，他的蜂场位于南昌市安义县东阳镇云溪村，蜂场周边都是油菜花，几乎没有其他蜜源可替代。他现今饲养蜜蜂180箱，“正常情况下一个蜂箱里约有5万只蜜蜂，最高峰时能达到八九万只。” 今年2月中下旬起，彭先生的蜜蜂持续死亡，他认为，周边油菜花田陆续喷药，使蜂群数量锐减。“3月15日上午9点左右，我亲眼看到有无人机和工人在距蜂箱20米处的油菜花地施药。”彭先生辨认出农户使用的农药是“70%噻虫嗪”，“可以防治蚜虫。” 彭先生向记者介绍大阳城集团娱乐app官网，蜜蜂遵循日出而出、天黑而归的自然规律，晴天白天外出采蜜，温度越高越活跃大阳城集团娱乐app官网，无需人为看管，采蜜范围可达方圆5公里。若在花期白天喷药，蜜蜂几乎无法躲避。“夜晚看不清时，蜜蜂不会外出，选择傍晚、夜间或低温时段施药可大幅降低蜜蜂中毒风险。”彭先生蜂箱附近的死蜂。受访者供图“每一箱原本都是满箱蜂，现在一箱只剩两三成。”彭先生说，蜂箱门口、箱内及田间随处可见成堆死蜂，部分死蜂已发臭。“若提前告知，完全可通过傍晚或者夜间施药、低温时段施药、临时关闭巢门、提前搬离蜂场等方式降低损失。” 彭先生原本计划4月中旬携蜂箱北上安徽、河南采槐花、山花，如今蜂群太弱只能搁置。 安义县东阳镇马源村的戴先生已养蜂41年，如今饲养着170箱蜜蜂，此次损失同样严重。他发现，今年农药威力更猛：“以前打药当天死完就停，今年药效残留极强，打完农药之后的七八天后还在持续死蜂。”戴先生回忆，他的蜜蜂中毒集中爆发于3月7日、12日两次喷药后，“12日那次药性最烈，死伤最严重。” 戴先生称，蜂量需达2万只以上才适合外出采蜜，今年达不到标准，北上北京、河北的行程只能取消，“继续喂糖保蜂。” 3月17日，新京报记者就安义县东阳镇蜜蜂大量死亡一事，致电安义县农业农村局，畜牧水产股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蜜蜂大量死亡可能与花期施药有关。当地已宣传引导错峰施药，建议种植户在傍晚6点后、蜜蜂回巢时再用无人机施药，并通过乡镇、村里、种植大户微信群进行提醒，但由于涉及大户、散户众多，政府部门很难全面介入，只能以宣传引导为主。上述工作人员提及大阳城集团娱乐app官网，施药本应提前告知养蜂人，但现实中可能存在信息不通致遗漏的情况：种植户不清楚田间有蜂场、流动蜂农未向村里报备，双方缺乏沟通。“最好拉个群，谁要打药、什么时间，在群里（提前）说一下。”上述工作人员表示，受损蜂农可向镇村反映协商或走司法途径，“最有效的方式还是事前沟通、提前通知，从源头避免损失。”彭先生的蜂箱不远处就是油菜花田。受访者供图合理避开蜜蜂授粉期施药 新京报记者检索发现，多地蜂农在网上发声，称今年蜜蜂中毒现象范围广，呼吁政府重视花期用药管理，建立提前沟通机制，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3月17日晚间大阳城集团娱乐app官网，农业农村部官网发布文章《科学规范合理用药 有效防控油菜病虫害——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技推广中心、科技发展中心负责人就油菜花期用药等问题答记者问》，称油菜是我国重要的油料作物，目前正值冬油菜蕾薹开花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时期。 文章载明，从油菜生长来讲，最主要的病虫害是菌核病、霜霉病和蚜虫。每年油菜开花期也是防治菌核病的最佳窗口期，通过及时喷施杀菌剂，可以有效降低花瓣的带菌率，防止后期大面积侵染，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农业生产中的常规技术，也是国际通用、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 针对“为什么过去油菜花期打药不常见？”这一问题，上述负责人表示，我国开展油菜菌核病防治已有40多年了，但花期防治一直是个难题，以前主要是没有合适的施药机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主要靠人背着喷雾器进田打药，由于油菜花期植株较高，人进地后易造成花枝折断，不仅造成减产，伤口还会加重菌核病侵染，很多农户因此放弃防治，导致油菜产量低而不稳。近些年来，随着农业科技装备的进步，植保无人机在病虫害防治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较好解决了“人进不去田”的难题，能在开花期及时喷施杀菌剂，有效防治菌核病，近几年我国油菜单产水平持续提升，为提高油菜产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那么，花期打药如何兼顾保护蜜蜂？上述负责人表示，油菜是异花授粉作物，主要依赖风媒和虫媒，特别是蜜蜂传粉。授粉能够显著提高油菜的结荚率，对产量和品质很重要。在生产实践中，种植户都会主动保护蜜蜂。针对近年来花期用药越来越普遍的情况，各地会指导农户选择适宜药剂、适宜时间作业，尽量减少对蜜蜂的影响。 今年2月25日，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发布的《蜜蜂授粉期科学安全用药指导意见》提出四个方面的具体措施。在药剂选择上，优先选用对蜜蜂影响小、对环境友好的氟唑菌酰羟胺等杀菌剂。在时间安排上，最好是早上8点前或傍晚5点后用药，合理避开蜜蜂授粉期。在操作方式上，将无人机施药高度控制在3—4米，严格按照农药标签标注的方法和剂量使用。 在机制互通上，很多地方在实践中形成了“三方通气”的有效方式，蜂农转场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后，向当地告知联系方式、放蜂地点等，村委会或管理单位及时告知当地农户。“种植户在喷施农药前通知周围养蜂户，暂停在邻近区域放蜂。这样就能最大程度减少对蜜蜂的影响。”新京报记者 吴淋姝 实习生 尹诗琪编辑 刘倩 校对 张彦君

【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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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记者张静姝）3月17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召开涉食品药品网络消费类案件审理情况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了一起外卖食品安全纠纷案。消费者王某在订购外卖套餐时发现米饭变质，商家仅同意退款。法院经审理认定，商家经营腐败变质食品的行为违反食品安全法，判决其退还米饭款项并支付惩罚性赔偿金1000元。 原告王某在被告某餐饮公司经营的外卖店铺订购4份“炖菜+米饭套餐”，共计支付130.1元。原告在用餐过程中发现米饭异味变质，随即通过平台联系被告，被告客服人员承认米饭“有一点坏了”，但仅同意退还米饭款项。原告遂向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该局经调查认定被告存在经营腐败变质食品的行为，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原告认为所购食品存在严重安全问题，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退还货款130.1元并赔偿500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提交的聊天记录、行政处罚文书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大阳城集团娱乐app官网，证明被告销售的米饭存在变质问题，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应向原告退款并支付赔偿金。因米饭与炖菜分开打包，现有证据仅能证明米饭存在质量问题，故被告应就米饭退款并支付惩罚性赔偿，故判决被告就米饭退款16元，并支付赔偿金1000元。 法官解析，近年来，外卖消费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外卖食品安全的社会关注度日益提高。本案明确了外卖食品中单一食品品类存在质量问题的责任认定规则，合理划分了消费者举证责任与经营者赔偿范围，既依法支持消费者就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主张惩罚性赔偿，强化对外卖食品安全的司法保障，又坚持证据关联、过错与责任相当原则，仅对经查证存在变质问题的米饭品类予以赔偿，不随意扩大责任范围。该案裁判既有力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促进外卖经营者强化食品加工、储存与配送全过程管理，也为类案中分餐分装、分项追责提供了裁判指引，实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与市场主体合理责任边界的平衡统一。编辑 刘倩 校对 李立军

【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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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很多家庭都会出现类似的时刻：有人起身收拾碗筷，有人继续坐在沙发上刷手机。谁做饭洗碗、谁接送孩子、谁负责挣钱？这些分工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慢慢形成。有时是默契，有时也会引发争执。人们通常把这些看作家庭内部的小事，很少有人会想到，这样的日常安排也在影响孩子如何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影响孩子在学校里欺凌他人。2026年2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杨帆和他的研究生们在国际期刊《Sex Roles》（《性别角色》）发表了一项研究，尝试回答一个看似跨越很远的问题：家庭里的分工方式，是否会与青少年的欺凌行为产生联系。研究团队利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23年社会与情感技能调查数据，纳入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52751名10至16岁青少年的样本。通过定量分析，他们将家庭内部的劳动分配模式，与青少年的性别观念和同伴行为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中，希望从家庭生活中，寻找校园欺凌更早出现的社会化线索。结果显示，不同的家庭劳动分工模式，会通过影响孩子对性别角色和社会关系的理解，间接关联到他们在同伴关系中的行为。在分工更传统或更不平衡的家庭中，孩子更容易形成性别刻板印象，也与更高的欺凌行为相关。在杨帆看来，家务分工看似只是生活中的琐事，但它往往折射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结构——谁拥有更多决定权，谁承担更多责任，彼此是否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也在学习如何理解分工、公平、等级和权威。以下为新京报与杨帆、博士研究生郑钧耀的对话。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杨帆（左五）、学生郑钧耀（左四）和其他同学们。 受访者供图 校园欺凌只关注学校是不够的新京报：很多关于校园欺凌的研究都集中在学校，你们为什么把目光转向了家庭？郑钧耀：我关注校园欺凌问题和成长经历有关。我的父母都是老师，他们经常在饭桌上聊学生的事情。从小听他们讲学校里的故事，我注意到两类情况。一种是父母缺席的家庭，这样的孩子在学校里往往归属感比较弱，要么容易被孤立，要么为了寻求认同反而去加入欺凌别人的群体。另一种是，一些孩子对性别的看法非常刻板，比如会嘲笑性格比较温柔的男生，或者排斥表现得比较强势的女生。身边也有朋友提到自己的孩子很小就会按性别去模仿爸爸或妈妈的行为，好像这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让我开始思考：这种模仿，会不会慢慢变成一种行为方式？还有一次在朋友家聚会时，他们家上初中的弟弟吃完饭后拒绝把餐盘收起来。他很认真地说：“收拾是女人的事。”当他妈妈反对时，他指着父亲说：“爸爸也从来不做。”这让我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孩子一时的无礼，而是他从家庭里学到的性别分工的观念。于是我开始想，孩子们会不会也从家庭的日常小事里，慢慢形成对男女角色的理解？而这些理解，会不会影响他们在学校里如何看待和对待同学？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分析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来自15个国家5万多名10到16岁的青少年的数据，想看看家庭分工方式是否和青少年的欺凌行为存在关联。 新京报：在家庭因素中，你们为什么特别关注“家务分工”？杨帆：虽然校园欺凌发生在学校，但孩子社会化最早、最重要的场所是家庭。在所有家庭互动中，家务分工是最具体、最频繁发生的事情。比如谁做饭、谁照顾孩子、谁整理家务、谁负责维修房屋，这些都是孩子每天能看到的行为。通过这些细节，孩子其实在观察父母之间的关系，也在学习男女在家庭中的角色，这些日常互动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观念。从研究方法上说，我们也需要一个比较具体、可以测量的指标。像“夫妻关系好不好”“家庭是不是很和谐”这样的描述很难量化，但家务分工就比较清楚，可以通过实际行为来观察。因此在研究中，我们选取了7类家庭事务，比如做饭、挣钱、照顾和管教孩子、家务整理、房屋维修，以及照顾生病的家人。我们关注的是一种“身教”，而不是“言传”。父母可能会说很多道理，但孩子更多是从日常行为中学习的。在这些细碎而持续的家务分工里，家庭关系是否平等、互动是否良性，往往会更真实地体现出来。根据照顾生病的家人、修补家里的小物件等七个方面，研究团队将家庭分工大致分成四种类型。 受访者供图 家庭互动是孩子理解社会秩序的模板新京报：研究得到了哪些结论？杨帆：在数据中看到，家庭里的分工方式，和青少年是否参与欺凌行为之间确实存在关联。我们把家庭分工大致分成四种类型。大约三分之一的家庭是“平等型”，父母在育儿、家务和挣钱方面基本平等分担；有45%的家庭属于“过渡型”，母亲承担大部分家务和育儿大阳城集团娱乐app官网，父亲也参与一些，母亲也工作挣钱，但可能比父亲少；约17%的家庭遵循“性别专门化型”，母亲承担几乎所有家务，而父亲则专注于赚钱；还有5%的家庭呈现“疏离型”，父母双方都没有持续地承担家庭责任。从结果来看，来自平等型家庭的孩子报告的欺凌行为是最少的。而在其他三种家庭模式中，孩子参与欺凌的比例都更高，其中疏离型家庭模式与欺凌行为的关联性最强。 新京报：家庭分工如何跟孩子在校园里的行为产生联系？杨帆：孩子在家庭里看到的日常分工和权力关系大阳城集团娱乐app官网，会潜移默化地告诉他们：社会本来就有等级、男女有分工，这种观念会被带到学校，影响他们如何对待同学。我们分析发现，这中间大致有两条比较明显的心理路径。第一是性别偏见。如果孩子长期看到家庭里是严格的“男主外、女主内”，就更容易形成比较固定的性别角色认知，比如觉得男孩应该更强势、女孩应该更顺从。当他们在学校看到不符合这些期待的同学大阳城集团娱乐app官网，就更容易产生嘲笑、排斥甚至攻击。第二是对能力的看法，也即“固定心态”。有些孩子会觉得人的能力和性格是天生的，很难改变。这在疏离型家庭的孩子身上表现得最明显。这不难理解，如果父母缺位，孩子很少得到鼓励和支持，会觉得“我就是这样了”，没有信心觉得“我会变得更好”。当他们在学校里遇到问题时，可能会觉得自己不能靠努力改变地位，只能通过打压别人来确保自己的位置。从数据来看，尽管不同家庭模式的欺凌机制有所不同，但性别偏见越强，固定型思维越明显，孩子越可能表现出欺凌行为。郑钧耀：虽然不同家庭模式对所有青少年都有影响，但在相同的家庭环境下，男孩的欺凌行为发生率普遍高于女孩。这是因为男性社会化更强调地位竞争。传统男性气质让持有性别偏见的男孩面临更强的“性别表演”压力，部分孩子会通过欺凌进行“证明”自己符合性别期待，比如男孩以打架彰显“男子气概”，这其实是一种“性别表演”。女孩可能也会内化类似的观念，但她们会通过关系攻击或自我约束来表达，而不是公开欺凌。 新京报：不同国家之间有哪些差异？杨帆：参与调研的15个国家中，有一半以上的国家过渡型家庭占比最多，疏离型家庭在各个国家都是占比最低的。比如平等型家庭，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大约为59%，而日本群马县这一比例只有17%，印度德里为19%，中国济南的比例大约是43%大阳城集团娱乐app官网，在全球范围属于中等水平。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比如秘鲁、哥伦比亚和巴西，情况和中国比较接近。欧洲国家中，西班牙为45%，保加利亚为22%。尽管不同国家的文化不同，但数据都显示，平等分工的家庭与更低的欺凌倾向相关。杨帆团队的研究论文。受访者供图 从不刻意划定“这是谁的事”开始新京报：这项研究发表之后，收到了什么反馈？郑钧耀：我看到很多网友会对照四种家庭分工类型，分享自己孩子的性格和行为情况，很多案例和我们的研究结论高度吻合。其中有一条评论让我印象特别深。一位女性网友描述了自己成长的家庭，父亲拥有绝对权威，会对母亲随意发火，母亲温和隐忍、为所有家务兜底。她说，自己在上大学之前，一直在模仿父亲的行为方式，包括对母亲的无礼，因为她当时觉得那是强者的象征。后来意识到问题所在，才慢慢重新学习如何与人相处。她最后写道，自己观察到现在年轻一代的趋势其实是“性别融合”，传统刻板印象能解释的行为越来越少，这对下一代来说反而是件好事。杨帆：我收到一些朋友的分享和讨论，比如有人和伴侣一起探讨如何让家庭分工更平等。现在，我有时候在家务上，比如送孩子时想偷懒，爱人会提醒我“研究做完了，还要做现实中的践行者”。我还看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校园欺凌怎么跟家务分工扯上关系？”“为什么不研究被欺凌的孩子？”这是因为大家习惯把欺凌看作学校问题，而忽略了孩子成长背后的家庭和社会影响。 新京报：您认为这项研究对中国家庭有哪些启示？杨帆：家长们首先需要思考的，是希望孩子成长为什么样的人。家务分工只是表象，更核心的是家庭成员之间是否能够平等地沟通、协商，并在需要时互相补位。孩子非常敏感，每天都在观察大人之间的互动模式，因此身教远比言传更有力量：如果嘴上说男女平等大阳城集团娱乐app官网，但家务分工完全不平衡，孩子自然会看得清楚。相反，如果父母之间能够平等互动、遇到问题一起商量解决，孩子也更容易学会用同样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和孩子一起反思家庭中的不平衡是比较好的做法，比如我自己有时候会刷手机刷很久，这是不好的习惯。我告诉女儿：“你以后就是我们家的‘手机管理员’，如果看到爸爸刷手机，你有权把手机收走。”即便我偶尔仍会刷手机，但至少孩子明白这是不良行为。从全球统计来看，承担更多家务劳动的仍主要是女性，男性承担较多家务的家庭比例相对较低。如果发现家庭分工不平衡，家长们可以一起反思、尝试改进，就是一种很好的言传身教，也为孩子树立了公平和合作的示范。郑钧耀：每位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懂得尊重他人。但要实现这个目标，或许需要我们审视那些习以为常的日常安排。中国倡导性别平等——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位居世界前列。然而，家庭实践往往滞后，相关时间分配研究显示，女性承担的无偿家务劳动通常是男性的两到三倍。了解这些日常安排如何塑造儿童对公平的认知，有助于家长和教育者营造尊重而非强化等级的环境。如果家长想做点什么，我的建议是：从不刻意划定“这是妈妈的事、这是爸爸的事”开始。不一定要追求完美的对等，但可以让孩子看到，家里没有哪件事是某个性别天生该做的。具体来说，比如让父亲更多参与照料孩子和厨房工作，让母亲也参与家庭决策；给孩子分配家务的时候，不按性别区分轻重，而是按兴趣和能力来协商。还有当孩子说出带有性别偏见的话，比如“女生就是不擅长理科”“男生就得坚强”，不要忽略大阳城集团娱乐app官网，也不用急着批判，而是跟他聊聊：你觉得这是天生的，还是后来学来的？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新京报：这项研究对欺凌干预有哪些启示？郑钧耀：霸凌的类型有很多种。除了直接的身体攻击，还有言语霸凌，比如嘲讽、起侮辱性外号；关系霸凌，比如操控社交圈子、散播谣言、刻意孤立；以及近年来越来越突出的网络霸凌。这些形式对被霸凌者造成的心理伤害，丝毫不比身体伤害轻。有时候反而更难愈合，因为它更难被承认，也更难被干预。让我印象深刻的观察是：那些长期霸凌他人的孩子，后来的成长轨迹往往也不乐观。有的在成年后频繁出现人际冲突，有的甚至走上了违法的道路。从这个角度来说，预防霸凌，其实也是在保护那些潜在的施害者。目前的反欺凌项目几乎完全集中于学校：教授同理心，训练学生在目睹欺凌时进行干预，制定针对攻击性行为的纪律政策，并通过反歧视举措营造包容的校园文化。这些努力固然重要，但我们的研究表明大阳城集团娱乐app官网，这些努力可能并不全面。如果家庭动态塑造了孩子关于性别和公平的基本信念，那么仅靠学校的干预措施可能难以奏效。比如在家庭层面，父母的家务分工方式是孩子观察的“第一课堂”。爸爸积极参与育儿和家务，是在给孩子做性别平等的示范。在学校层面：欺凌预防项目不应止于行为约束，更需整合性别平等教育与成长型心态的培养。在政策层面，推动父亲育儿假、灵活工作制等家庭友好政策以及提供普惠托幼服务等。新京报记者 李聪编辑 陈晓舒校对 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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