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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很多家庭都会出现类似的时刻：有人起身收拾碗筷，有人继续坐在沙发上刷手机。谁做饭洗碗、谁接送孩子、谁负责挣钱？这些分工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慢慢形成。有时是默契，有时也会引发争执。人们通常把这些看作家庭内部的小事，很少有人会想到，这样的日常安排也在影响孩子如何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影响孩子在学校里欺凌他人。2026年2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杨帆和他的研究生们在国际期刊《Sex Roles》（《性别角色》）发表了一项研究，尝试回答一个看似跨越很远的问题：家庭里的分工方式，是否会与青少年的欺凌行为产生联系。研究团队利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23年社会与情感技能调查数据，纳入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52751名10至16岁青少年的样本。通过定量分析，他们将家庭内部的劳动分配模式，与青少年的性别观念和同伴行为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中，希望从家庭生活中开元官方版app，寻找校园欺凌更早出现的社会化线索。结果显示，不同的家庭劳动分工模式，会通过影响孩子对性别角色和社会关系的理解，间接关联到他们在同伴关系中的行为。在分工更传统或更不平衡的家庭中，孩子更容易形成性别刻板印象，也与更高的欺凌行为相关。在杨帆看来，家务分工看似只是生活中的琐事，但它往往折射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结构——谁拥有更多决定权，谁承担更多责任，彼此是否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也在学习如何理解分工、公平、等级和权威。以下为新京报与杨帆、博士研究生郑钧耀的对话。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杨帆（左五）、学生郑钧耀（左四）和其他同学们。 受访者供图 校园欺凌只关注学校是不够的新京报：很多关于校园欺凌的研究都集中在学校，你们为什么把目光转向了家庭？郑钧耀：我关注校园欺凌问题和成长经历有关。我的父母都是老师，他们经常在饭桌上聊学生的事情。从小听他们讲学校里的故事，我注意到两类情况。一种是父母缺席的家庭，这样的孩子在学校里往往归属感比较弱，要么容易被孤立，要么为了寻求认同反而去加入欺凌别人的群体。另一种是，一些孩子对性别的看法非常刻板，比如会嘲笑性格比较温柔的男生，或者排斥表现得比较强势的女生。身边也有朋友提到自己的孩子很小就会按性别去模仿爸爸或妈妈的行为，好像这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让我开始思考：这种模仿，会不会慢慢变成一种行为方式？还有一次在朋友家聚会时，他们家上初中的弟弟吃完饭后拒绝把餐盘收起来。他很认真地说：“收拾是女人的事。”当他妈妈反对时，他指着父亲说：“爸爸也从来不做。”这让我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孩子一时的无礼，而是他从家庭里学到的性别分工的观念。于是我开始想，孩子们会不会也从家庭的日常小事里，慢慢形成对男女角色的理解？而这些理解开元官方版app，会不会影响他们在学校里如何看待和对待同学？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分析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来自15个国家5万多名10到16岁的青少年的数据，想看看家庭分工方式是否和青少年的欺凌行为存在关联。 新京报：在家庭因素中，你们为什么特别关注“家务分工”？杨帆：虽然校园欺凌发生在学校，但孩子社会化最早、最重要的场所是家庭。在所有家庭互动中开元官方版app，家务分工是最具体、最频繁发生的事情。比如谁做饭、谁照顾孩子、谁整理家务、谁负责维修房屋，这些都是孩子每天能看到的行为。通过这些细节，孩子其实在观察父母之间的关系，也在学习男女在家庭中的角色，这些日常互动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观念。从研究方法上说，我们也需要一个比较具体、可以测量的指标。像“夫妻关系好不好”“家庭是不是很和谐”这样的描述很难量化，但家务分工就比较清楚，可以通过实际行为来观察。因此在研究中，我们选取了7类家庭事务，比如做饭、挣钱、照顾和管教孩子、家务整理、房屋维修，以及照顾生病的家人。我们关注的是一种“身教”，而不是“言传”。父母可能会说很多道理，但孩子更多是从日常行为中学习的。在这些细碎而持续的家务分工里开元官方版app，家庭关系是否平等、互动是否良性，往往会更真实地体现出来。根据照顾生病的家人、修补家里的小物件等七个方面开元官方版app，研究团队将家庭分工大致分成四种类型。 受访者供图 家庭互动是孩子理解社会秩序的模板新京报：研究得到了哪些结论？杨帆：在数据中看到，家庭里的分工方式，和青少年是否参与欺凌行为之间确实存在关联。我们把家庭分工大致分成四种类型。大约三分之一的家庭是“平等型”，父母在育儿、家务和挣钱方面基本平等分担；有45%的家庭属于“过渡型”，母亲承担大部分家务和育儿，父亲也参与一些，母亲也工作挣钱，但可能比父亲少；约17%的家庭遵循“性别专门化型”，母亲承担几乎所有家务开元官方版app，而父亲则专注于赚钱；还有5%的家庭呈现“疏离型”开元官方版app，父母双方都没有持续地承担家庭责任。从结果来看，来自平等型家庭的孩子报告的欺凌行为是最少的。而在其他三种家庭模式中开元官方版app，孩子参与欺凌的比例都更高，其中疏离型家庭模式与欺凌行为的关联性最强。 新京报：家庭分工如何跟孩子在校园里的行为产生联系？杨帆：孩子在家庭里看到的日常分工和权力关系，会潜移默化地告诉他们：社会本来就有等级、男女有分工开元官方版app，这种观念会被带到学校，影响他们如何对待同学。我们分析发现，这中间大致有两条比较明显的心理路径。第一是性别偏见。如果孩子长期看到家庭里是严格的“男主外、女主内”，就更容易形成比较固定的性别角色认知，比如觉得男孩应该更强势、女孩应该更顺从。当他们在学校看到不符合这些期待的同学，就更容易产生嘲笑、排斥甚至攻击。第二是对能力的看法开元官方版app，也即“固定心态”。有些孩子会觉得人的能力和性格是天生的，很难改变。这在疏离型家庭的孩子身上表现得最明显。这不难理解，如果父母缺位，孩子很少得到鼓励和支持，会觉得“我就是这样了”，没有信心觉得“我会变得更好”。当他们在学校里遇到问题时，可能会觉得自己不能靠努力改变地位，只能通过打压别人来确保自己的位置。从数据来看，尽管不同家庭模式的欺凌机制有所不同，但性别偏见越强开元官方版app，固定型思维越明显，孩子越可能表现出欺凌行为。郑钧耀：虽然不同家庭模式对所有青少年都有影响，但在相同的家庭环境下，男孩的欺凌行为发生率普遍高于女孩。这是因为男性社会化更强调地位竞争。传统男性气质让持有性别偏见的男孩面临更强的“性别表演”压力，部分孩子会通过欺凌进行“证明”自己符合性别期待，比如男孩以打架彰显“男子气概”，这其实是一种“性别表演”。女孩可能也会内化类似的观念，但她们会通过关系攻击或自我约束来表达开元官方版app，而不是公开欺凌。 新京报：不同国家之间有哪些差异？杨帆：参与调研的15个国家中，有一半以上的国家过渡型家庭占比最多，疏离型家庭在各个国家都是占比最低的。比如平等型家庭，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大约为59%，而日本群马县这一比例只有17%，印度德里为19%，中国济南的比例大约是43%，在全球范围属于中等水平。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比如秘鲁、哥伦比亚和巴西，情况和中国比较接近。欧洲国家中，西班牙为45%，保加利亚为22%。尽管不同国家的文化不同，但数据都显示，平等分工的家庭与更低的欺凌倾向相关。杨帆团队的研究论文。受访者供图 从不刻意划定“这是谁的事”开始新京报：这项研究发表之后开元官方版app，收到了什么反馈？郑钧耀：我看到很多网友会对照四种家庭分工类型，分享自己孩子的性格和行为情况，很多案例和我们的研究结论高度吻合。其中有一条评论让我印象特别深。一位女性网友描述了自己成长的家庭，父亲拥有绝对权威，会对母亲随意发火，母亲温和隐忍、为所有家务兜底。她说开元官方版app，自己在上大学之前，一直在模仿父亲的行为方式，包括对母亲的无礼，因为她当时觉得那是强者的象征。后来意识到问题所在，才慢慢重新学习如何与人相处。她最后写道，自己观察到现在年轻一代的趋势其实是“性别融合”，传统刻板印象能解释的行为越来越少开元官方版app，这对下一代来说反而是件好事。杨帆：我收到一些朋友的分享和讨论，比如有人和伴侣一起探讨如何让家庭分工更平等。现在，我有时候在家务上，比如送孩子时想偷懒，爱人会提醒我“研究做完了，还要做现实中的践行者”。我还看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校园欺凌怎么跟家务分工扯上关系？”“为什么不研究被欺凌的孩子？”这是因为大家习惯把欺凌看作学校问题，而忽略了孩子成长背后的家庭和社会影响。 新京报：您认为这项研究对中国家庭有哪些启示？杨帆：家长们首先需要思考的，是希望孩子成长为什么样的人。家务分工只是表象，更核心的是家庭成员之间是否能够平等地沟通、协商，并在需要时互相补位。孩子非常敏感，每天都在观察大人之间的互动模式，因此身教远比言传更有力量：如果嘴上说男女平等，但家务分工完全不平衡，孩子自然会看得清楚。相反，如果父母之间能够平等互动、遇到问题一起商量解决开元官方版app，孩子也更容易学会用同样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和孩子一起反思家庭中的不平衡是比较好的做法，比如我自己有时候会刷手机刷很久，这是不好的习惯。我告诉女儿：“你以后就是我们家的‘手机管理员’，如果看到爸爸刷手机，你有权把手机收走。”即便我偶尔仍会刷手机，但至少孩子明白这是不良行为。从全球统计来看，承担更多家务劳动的仍主要是女性，男性承担较多家务的家庭比例相对较低。如果发现家庭分工不平衡开元官方版app，家长们可以一起反思、尝试改进，就是一种很好的言传身教，也为孩子树立了公平和合作的示范。郑钧耀：每位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懂得尊重他人。但要实现这个目标，或许需要我们审视那些习以为常的日常安排。中国倡导性别平等——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位居世界前列。然而，家庭实践往往滞后，相关时间分配研究显示，女性承担的无偿家务劳动通常是男性的两到三倍。了解这些日常安排如何塑造儿童对公平的认知，有助于家长和教育者营造尊重而非强化等级的环境。如果家长想做点什么，我的建议是：从不刻意划定“这是妈妈的事、这是爸爸的事”开始。不一定要追求完美的对等，但可以让孩子看到，家里没有哪件事是某个性别天生该做的。具体来说，比如让父亲更多参与照料孩子和厨房工作，让母亲也参与家庭决策；给孩子分配家务的时候，不按性别区分轻重，而是按兴趣和能力来协商。还有当孩子说出带有性别偏见的话，比如“女生就是不擅长理科”“男生就得坚强”，不要忽略，也不用急着批判，而是跟他聊聊：你觉得这是天生的，还是后来学来的？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新京报：这项研究对欺凌干预有哪些启示？郑钧耀：霸凌的类型有很多种。除了直接的身体攻击，还有言语霸凌，比如嘲讽、起侮辱性外号；关系霸凌，比如操控社交圈子、散播谣言、刻意孤立；以及近年来越来越突出的网络霸凌。这些形式对被霸凌者造成的心理伤害，丝毫不比身体伤害轻。有时候反而更难愈合，因为它更难被承认，也更难被干预。让我印象深刻的观察是：那些长期霸凌他人的孩子，后来的成长轨迹往往也不乐观。有的在成年后频繁出现人际冲突，有的甚至走上了违法的道路。从这个角度来说，预防霸凌，其实也是在保护那些潜在的施害者。目前的反欺凌项目几乎完全集中于学校：教授同理心，训练学生在目睹欺凌时进行干预开元官方版app，制定针对攻击性行为的纪律政策，并通过反歧视举措营造包容的校园文化。这些努力固然重要，但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些努力可能并不全面。如果家庭动态塑造了孩子关于性别和公平的基本信念，那么仅靠学校的干预措施可能难以奏效。比如在家庭层面，父母的家务分工方式是孩子观察的“第一课堂”。爸爸积极参与育儿和家务，是在给孩子做性别平等的示范。在学校层面：欺凌预防项目不应止于行为约束，更需整合性别平等教育与成长型心态的培养。在政策层面，推动父亲育儿假、灵活工作制等家庭友好政策以及提供普惠托幼服务等。新京报记者 李聪编辑 陈晓舒校对 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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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年末的一天，学者梁启超在他的中国文化史演讲课堂上掏出一封信，询问“张荫麟是哪一位？”，一位面孔稚嫩的青年起立致敬。他就是当时18岁的张荫麟。梁启超在课上当众回答了张荫麟在求教信中的疑问，对他的质疑精神表示肯定。日后，他也对这位学生勉励有加开元官方版app，夸赞他“张君之才开元官方版app，殆由天授”，仿佛天生就适合做学术。

此后，这位“天才”在七年的清华生涯中，不断震撼着身边的人。在《学衡》《燕京学报》等杂志，他不断发表科技史等领域的论文。另外，他也不间断地在《清华周刊》《东方杂志》《大公报·文学副刊》撰写关于读书、文学的文章。除了质疑过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老师梁启超之外，他还曾在历史学家顾颉刚提出“疑古”之说时开元官方版app，就引证西方史家的分析方法，反驳顾颉刚观点中的不合理之处。尽管当时他还未出国留学，但文章已经能做到旁征博引，视野贯通中西。文章中展现的中英文功底，也都令人惊叹。

《张荫麟传》的作者之一、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李欣荣研究张荫麟已有二十多年。在他眼中，在群星闪耀的民国学术界，张荫麟身上的光芒依旧明亮耀眼。因为他是一位难得的、受到当时学术界新旧两派人物一致认可的学者。“他能够做新的学问，可以敏锐地引进外国史学的理论方法。但同时，他也能够做细致的考证考据，研究一些旧的东西。”李欣荣如是说。

这种兼具新旧学、贯通中西方思想的能力，也为日后张荫麟撰写代表作《中国史纲》打下基础。1941年，张荫麟撰写的《中国史纲》第一册正式出版，之后该书便不断被再版，时至今日，仍是畅销的历史普及读物。李欣荣提到，《中国史纲》到目前为止，在海内外可能已有几十个甚至近百个版本，包括各种编辑形式的简体版、繁体版、彩插版、注音版、讲义版、典藏版、合辑版等。

成书于80多年前的《中国史纲》，为何能够历久弥新？其原因就在于，张荫麟在这本书中大胆脱离了枯燥的学术语言，运用通俗的白话文和“说故事”的方式，流畅地进行历史讲述。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曹家齐认为，《中国史纲》的高明之处，在于张荫麟可以把深奥的问题，用简易的语言表达出来，而且表达到位。“他对修通史的看法不是停留在理论上，而是把它彻底地付诸实践。”他说。

在编写《中国史纲》时，张荫麟对编写史书的方式做了深入思考。他认为，撰写通史，必须有出色的历史想象力和艺术才能。他也认为，撰文者不要过多在原文中引证原始材料，以免影响读者的阅读和理解。于是，在他的苦心努力下，《中国史纲》脱离了流水账一般的历史记述，只用寥寥数笔，就勾勒出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轮廓，气势磅礴，并颇具时代感。

张荫麟感慨开元官方版app，当时抗战正酣的中国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于是在自序中写道：“若把读历史比于登山，我们正到达分水岭的顶峰，无论回顾与前瞻开元官方版app，都可以得到最广阔的眼界。”在他的笔下，古人的行为也可以用现代的眼光进行审视。比如他认为，孔子是一位“深造的音乐家”，墨子则把音乐当作“应当禁绝的奢侈”。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原本是“一个没有梦想的人”，也因此没有什么突出政治理想。

完整的《中国史纲》，本应该由张荫麟带领吴晗等学者合作完成，但由于种种原因，其他学者都没能完成自己的部分，只有张荫麟的这部分最终成书。不过，张荫麟对修通史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得很全面。他清晰的梳理和计划，对后世的研究也有所贡献。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家齐提到，在现代学术界，张荫麟最早构建了宋史研究的叙述体系和学术框架，对一系列研究议题有“发轫”之功。当代比较热门的南宋社会史等话题领域，在他研究中早就有所涉及。

张氏在18岁时就能反驳梁启超的观点，30多岁撰写通史，成果比肩钱穆、吕思勉等大家，还能惠及后人。颇为自负的哲学家熊十力曾赞美张荫麟“兼精哲史”，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历史学家陈寅恪也曾夸赞，张荫麟是“清华近年学术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钱穆更是感慨，如果不是张荫麟早逝，建设中国“新史学”的大业，或许就要由他来完成。

张荫麟去世后，他的好友兼师兄、哲学家贺麟对他的回忆，真切动人。二人在清华读书时，因为喜欢听梁启超的演讲而结识，成为挚友。不过，他们的友谊总是充满了争论和情绪起伏。有段时间，贺麟在《清华周刊》任总编辑，张荫麟则主持该周刊的“书报介绍副刊”。虽然贺麟担任总编，但张荫麟总是毫不客气，把贺麟的作品批驳得体无完肤，气得他只能将文章撕掉重写。

他们喜欢讨论问题，也总有意见相左之处。有一次，张荫麟因为和贺麟意见不合，一气之下拍了桌子，手磕到钉子，血流不止。贺麟只好请他吃花生，以示歉意。不过，在这样古怪的交往方式中，贺麟反而确认了和张荫麟的终身友谊。他认为，张荫麟的性格，是“对文字认真，对朋友直爽”。他愿意和这样坦诚直率、能给出实际建议的人结交。

张荫麟能够这样尽情挥洒才华和性情，与早年的人生际遇有关。1905年，张荫麟出生在广东东莞一个富庶的家庭。他家境殷实，父亲是教育界人士，酷爱藏书，对身为长子的他要求很严。在这样的培养之下，他有了扎实的国学功底。因为广东是当时的革命之乡开元官方版app，孙中山、梁启超都是广东人，新思潮、新思想在当地也相当流行。就这样，青少年时期的张荫麟开元官方版app，对新思潮、进步杂志也有所涉猎。这些，都是他日后能够融汇旧学与新思想的基础。

这个17岁的稚嫩少年，很早就开始开眼看世界。也正因此，当他在1923年迈入清华的大门，就读留美学生预科班的时候，他的见识才能迅速地超越同龄人。7年后，他结束预备留学的清华生涯来到美国，公费就读斯坦福大学。不过开元官方版app，他没有选择历史学专业，而是攻读哲学和社会学。至于原因，他曾在给好友、历史学家张其昀的信中提到过。他称，自己毕生将以国史为志业，学习哲学、社会学，不过依然是为史学研究做准备而已。

这样强烈的个性，在朋友看来是一种非常吸引人的张力，但在不熟悉的人看来，却可能是清高孤傲的体现。张荫麟所发表的那些文艺评论，也是文如其人地犀利、直白，丝毫不顾及名人、名家的脸面。1929年2月，他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评论，称当时名声极盛的冰心、苏雪林不过是“有著作的女子”。认为作家的水平好坏与性别无关，名字后面也不应该加上“先生”“女士”作为后缀。这是他对当时文学圈流行的“美女作家”说法的一种批驳。

他自号“素痴”，有醉心于学问之意。他的同事兼好友、历史学家吴晗说过，张荫麟脸上有一种“专心一致，心不外骛”的神情。他只专注学问，不通人情世故。不过，学者们也都知道，张荫麟的人品、修为都值得信任，也依然愿意和他展开合作。《张荫麟传》的作者之一李欣荣认为，不熟悉的人会觉得张荫麟很孤僻，但熟悉之后会发现，他有着很强的合作精神。他能编辑好副刊，能组织编写历史课本，能和意见不同的贺麟、顾颉刚、吴晗等人都保持良好的关系，都说明了这一点。

在朋友们的讲述中，张荫麟“孩子气”的行为还有很多，很多都与读书、藏书有关。1933年，他取得硕士学位，从美国归来，次年回到清华担任历史和哲学系的老师。根据吴晗的回忆，张荫麟在清华园的书房架子上、桌子上、椅子上、地板上，到处都散落着图书。他也曾不顾脸面地从吴晗的收藏中“抢书”，吴晗也只能由着他去。因为这样的行径，很多同事叫他“书呆子”“文昏公”。

而在学术之外，对于生活与爱情，张荫麟也展现出过分感性，乃至任性的一面。1926年7月，张荫麟的父亲去世，他回东莞奔丧，也开始挑起家庭重担，寻找一些兼职。回乡之后，他担任过著名藏书家伦明的女儿伦慧珠的家庭教师。结果，他对这个文静的女子一见钟情。多年来，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他都一往情深地给对方写信。但伦慧珠一开始并不予以接受。

张荫麟的执着、固执开始在爱情中展露，这段单相思也一度成为他的心病。比他年长的同乡、学者容庚开元官方版app，也曾劝说他要有识人之明，尽早了断，他听了进去。没想到，形势逆转，1930年，他在美国时，伦慧珠开始和他通信，谈起恋爱。回国之后，两人顺利结婚。为了爱人，这位“书呆子”也一改作风，变得体贴入微。友人曾回忆，他们相聚时，张荫麟发现伦慧珠身体不好，总是头晕，一贯不注意生活细节的张荫麟，居然能够掏出提前准备好的药品给她。

1934年之后，张荫麟迎来了短暂的春风得意时期。那时他受聘于母校清华，和伦慧珠成立了小家庭，并得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推荐开元官方版app，担纲起组织修订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重任。可惜短短三年后，平静的生活就画下句号。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清华园也面临炮火威胁。当时，张荫麟南下到浙江大学讲学，妻子儿女则回到东莞老家躲避。他走得匆忙，连书斋里他珍爱的那些图书和教科书稿件，都只能大致交代好友处理。

乱世中谋生，对张荫麟这样专精于学问，不思考生计问题的“素痴”性格开元官方版app，是一大挑战。从浙大离开后，他曾到长沙、东莞停留，最后才到昆明，任教西南联大。辗转谋生的抗战烽火中，他的个人生活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昆明，他独自居住在欧美同学会，因为生活冷清、孤独，他与老朋友容庚的女儿容琬产生恋情，陷入了混乱的情绪纠葛之中。

张荫麟的身体也开始拉响警报。他不喜欢娱乐，生活俭朴，唯一爱好的就是美食。他身材微胖，自称一个人可以吃掉一只鸡，水果也可以一口气吃两三斤。他有时写文章写到半夜，工作结束后又大吃一顿，生活上没有规律可言。1940年，张荫麟到当时位于遵义的浙江大学就职。一方面是为了散散心，一方面也力图在新的岗位上做出一番事业。1941年，张荫麟撰写的第一册《中国史纲》正式出版，他与张其昀一起成立了“思想与时代社”，继续此前未完的修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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